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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3 04:23:38

                                                          △拜登与哈里斯(图中女性为哈里斯)

                                                          今天,这一隔膜似乎变薄了。相伴科学而发展的技术已渐渐深入一般人的世界,科学似乎不再是实验室中一些学者的高深研究。平常人也已深切地感受到,过去基础研究的知识,其实对一般人的生活有至深至巨的影响。例如:高深物理研究,一且转入利用核能的技术可以产生核弹的灾难,然而,驾驭得当的核能又可为人类提供几乎无穷的能源。又如:大量化学制品投入农业,可以增加农作产量,减少病虫害,为人类造福,然而,所谓绿色革命的佳音,不旋踵即为其破坏生态环境而为人诟病。人文学界对于这些问题比较敏感,遂从哲学、文学、史学各个角度,开始仔细审察数理与生命学科在人类世界的角色。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

                                                          数理科学的方法学已进入人文研究领域,许多人文与社会学科正在普遍地使用量化方法,将个体的殊相冲销,并注意到群性的共相(也就是陈天机教授所说的,因个体集合而出现的群体特性)。量化方法已普遍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甚至文学的内容分析。一些人文社会研究的宏观理论,不少是从群体线性上发展的研究。量化方法将数学带进了人类活动的研究中,也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上架了一座桥梁。

                                                          科学家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过程中,发展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库恩的研究典范主题(Paradigm)理论,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指陈一代又ー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同时,主题的转变,又同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其相应的关系。于是,科学的研究其实不是充分自主的。

                                                          科学研究是否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

                                                          到真正不误的考察?最近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指陈了分形之无限,则无限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以有限的管窥推衍无限的意义?在信息科学渐渐发达的工程中,科学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迷糊逻辑( Fuzzy Logic)的出现则指陈了人类思维中并不理性的部分。

                                                          哈里斯是牙买加和印度移民的女儿,曾任加州总检察长,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检察长。2016年,哈里斯当选加州联邦参议员。2019年1月,哈里斯宣布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此后于12月退选。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如果拜登胜选,哈里斯将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黑人副总统以及亚裔副总统。据人民日报海外网消息,当地时间12日上午,一辆火车在苏格兰阿伯丁郡内出轨,已导致至少一人死亡。现场浓烟滚滚,附近聚集了约30辆救援车辆。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觉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思想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其变化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观念,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但是,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是,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一一都经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进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